中国的历代砚式流变史上，曾经出现过3 次砚式高峰。其一是汉代。汉代的社会伦理还是处于敬天、奉神、事鬼的时代，汉时审美风尚的功利性也就体现在这些承载着礼乐和神秘主义的造型、花纹等器物上了。汉代官砚的主流风格是“神风、雄风”，神器供在庙里、摆在上边的位置、其给人的感受是精神上驾驭人和统治人。其二是唐代。唐代的社会风尚是推崇雄健的英猛之气与豪放的海纳百川的胸怀，形成文化多元共生、全面繁荣的格局。唐代官砚的主流风格是“绚风、民风”，唐器“在家”，其给人的感受是精神愉悦，让使用者更加方便。其三是宋代。宋代的政治统治者对于士大夫充满信用与宽舒，形成了皇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人政治”局面。因此其社会文化风格成为了文人宣泄自己清风傲骨的符号，形成清逸谨严的内敛风尚。宋代官砚的主流风格是“文风、幽风”，宋器“在心”，其给人的感受是取悦于文人、叫化于大众。
宋砚整体时代风格是直线的突出和整体造型瘦挺的艺术形象。这个时代精神缘起于上流社会的首倡，而不是民间的约定俗成。特别是在“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欧阳修与苏轼等文人士子提倡注重内心体验的“宁静致远”的艺术追求，道教清癯古怪的艺术思想影响和上层统治者提倡简朴的社会背景下，砚形大都内敛，造型气韵冷隽，风骨峭拔。这个时期其他的艺术造型，也都一反唐代的雍容肥硕而变得苗条清瘦。比如宋代瓷器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梅瓶，与唐代瓷罐的典型代表将军罐形成明显的艺术差别。
宋砚的文人精神、文人性格是定型和定格于北宋的，因此，以文人为主要受众的砚台，自然从北宋起一直把握着砚的主流发展脉络。宋代人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墨客，都醉心于“风花雪月”。这个时代特征反映在砚上，就是以蝉形砚为代表的仿生砚的创制，以及仿生砚中植物造型和纹饰的大量使用。通透俊逸的宋代蝉形水晶砚，就是这个时期文人雅士砚的典型代表。
既然我国各地盛产水晶，水晶砚为何稀有？一因其属宝石，制砚用料较大，世人不舍用之。二因其硬度大，为摩氏7 度，如钢锉般坚硬，琢难、代价高，故将其雕琢为砚台者极为罕见。清代乾隆皇帝颇嗜砚台，然而从其内府所制《西清砚谱》巨著中，尚未见宫中藏有水晶砚。也正是因水晶砚稀有，一方清代凤纹水晶砚在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08 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出3.92 万元后，南京正大拍卖有限公司2009 年第九届古典家具及中国历代名砚专场拍卖会上，这方砚又拍出56500 元，价格一年就上涨了69%。蝉，俗称“知了”，一种昆虫。最大的蝉体长4 至4.8 厘米，翅膀基部黑褐色。夏天在树上叫声响亮，用针刺口器吸取树汁，幼虫栖息土中，吸取树根液汁，对树木有害。蝉蜕下的壳可以做药材。
中国的“蝉文化”由来已久。新石器时期已出现丧葬死者含玉习俗。商周以来，此俗传承。商时有含贝者，西周有含蝉形玉者，春秋时有含珠玉者。战国以后，盛行死者含蝉形玉，于汉尤甚。此类玉乃称。作蝉形，乃取其清高，饮露而不食。汉太史司马迁的《史记·屈原传》载：“蝉，蜕于蚀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以蝉为，寓借蝉生性而赋予死者再生、复生之含义。亦借蝉之饮露，隐喻清洁高雅之意。至宋元明三朝，“蝉文化”又深入砚雕领域，蝉形砚盛极一时。借物寓人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抒怀的惯常技法。古人以为蝉栖于高枝，风餐露宿，不食人间烟火，是高洁的象征，则以其喻之人品高洁。汉魏以来，许多文人曾称颂蝉的美德。如东汉文学家、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班昭在《蝉赋》、三国时期曹植的《蝉赋》、西晋陆云的《寒蝉赋并序》等都以蝉形貌、习性比喻人的美德。从此，本属“微陋”之物的蝉在文人心目中便完美起来，成为高洁人格的化身。受到文人美化的蝉，其实正是对象化的文人自身，是文人自身道德人格的美化。
